小米6官方海报和上手视频大曝光，原来这就是“四曲面”

这点阳明说得十分明白：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

可以说，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研究和弘扬国学。我们中哲也是这样，萧老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前瞻性，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

虽然有恩恩怨怨，我依旧觉得这里是适合我成长和发挥的地方。再就是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开的中国哲学史。况且让我不教书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适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坚持再坚持。我们老师投入教学的时间精力较多，教学这块抓的比较好。在学术上，比如说，2015年11月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新亚书院第二届新亚儒学讲座教授。

在社会活动上，我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担任过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和副执行长。前年杨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从中来。所以，郭萍下一步的研究是不是可以克制一点，不要从本源自由、本体自由到政治自由包揽无遗地讨论自由问题。

以现代儒学心态对接现代政治问题，儒学的现代意义就彰显出来。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秋风曾经抗议性的说，人们总是在儒学前面加上限制词，诸如生活儒学、复调儒学、自由儒学、社会儒学等等，这就把儒学研究限定起来了。台湾有个著名的经济史学者侯家驹，出版过两本很有意思的著作，一本叫《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另一本叫做《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从书名就可以清楚看到儒法两家的区别。

从经验上来讲，也一定要坚持以政治思考求解政治问题。其实，在实践上看，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是不是造成了一种双损的局面呢？换言之，这之后基督教还是不是基督教，民主政治还是不是民主政治？显然，你不能说今天的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

事实上，今日基督教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影响之大，无可匹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要对张君劢的政治实践取向予以强调，研究自由儒学这个主题，应当强化实践性方向。组建国社党，也是政治实践。郭萍这本书在主题化儒学兴起之际的研究价值，就是她从张君劢出发，也就是从现代儒学出发，去申述儒学的自由理念。

对自由言说来讲，文化背景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把古今儒学都命名为一个笼统的儒学，然后去含混的研究，这在儒学研究已经需要主题化、深入化的当下，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限于政治领域的自由当然有它的本体根据，只不过在政治领域不用讨论这个根据。但如果仅限于特定背景来言说自由的话，那就只能将自由归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体系的产物了——除了西方现代在扭转西方古代历史后开出了现代自由，而实现了罕见的、偶然的成功外，非西方的其他文化体系都没有成功过。

甘阳这一提法是有贡献的。郭萍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具有雄心的自由儒学解释。

在儒学研究必须适应现代发展的意义上，当前的儒学研究应该深入到现代社会内部的基本价值，探讨这些价值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张力，凸显这些价值与现代社会的深度吻合关系。但是在现代新儒学的学术谱系中，张君劢的突出贡献并不在一般儒学或儒学史，而在对接现代儒学与现代西方的自由观念。

无论是形上自由、意志自由，还是形下自由、政治自由，其实都应当做现代概念对待。但对源自儒家之外的其它完备性学说中人来讲，会觉得受到明显排斥，因此接受儒家这一论说的可能性程度就会比较低。我认为，这个工作当然可以在学术研究的无政府主义引导下去做，但意义则是比较有限的。具体到到儒家传统，自由的精神与制度探求是否存在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完备的、或是政治的自由论说这个特定意义上，我觉得郭萍还是延续了新儒家第一代到第三代的共同立场，还是很有雄心在完备性学说基础上建构政治共识。两者并不是互斥的关系。

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尚需反思。他是从西方知识进入中国传统的。

可见解释者之间很难在知识上达成一致。另外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张君劢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郭萍没有提到，可能是资料得来不易吧？。

其二，我觉得郭萍这本书非常具有雄心。因为发展至今的现代政治理论研究，已经不再表现出这种雄心。

但半路出家并不是问题，因为只是的建构总是互借互通的。我觉得这种研究显得有点多余。郭萍似乎对主体间性不太重视，我觉得这个概念对她的论证其实是很重要的。因此，怎么把德先生、赛先生之外的丽小姐请进来，所谓利小姐，即liberty小姐，这对于人们准确理解现代政治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对一个真正具有政治性、而非完备性的政治理论来讲，罗尔斯更有价值的著作应该是《政治自由主义》。但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只是为政治自由、宪政民主奠基了基础。

因为它开放了一个非西方国家思考立宪民主建构的非完备性学说的进路。如果一个人要执着于从完备的宗教、道德与哲学学说中开出现代自由理念，这样的努力基本上都会归于失败。

因此，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正义论》的价值要高于后者。至于在儒家哲学立场上表白的、绝对不能接受上帝、信神的主张，那是完备的宗教学说表现出的特质。

1949年离开大陆的决断，同样也是政治实践。这些主张是背反的，几种解释完全无法调和。在这个意义上，郭萍从张君劢的自由观出发来谈论自由儒学，可以说找准了这个命题的现代切口。可见，即使对西方而言，自由也是一个现代概念。

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有效讨论现代儒学问题了。但在我看来，这还是一种模仿性的说法。

自由是最重要的现代价值，也是最重要的现代挑战。因为那样势必首先分辨你到底是信仰自由主义，还是信仰儒学的界限。

这样的政治哲学解释，已经脱离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这个西方长期的自由主义传统，也就是脱离了康德要提供一个从形上自由到行下自由贯通的完整结构的传统，开启了与西方神学、哲学和伦理学奠基的完备政治理论不同的、一个新的且只限于政治领域的自由观念。因此我们在从事儒学研究的时候，没有必要如此紧张的到古典儒学中去寻找自由资源。